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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粤史》第十一章:西方人到达南粤——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上)| 冬川豆

中国历史 人物简介: 2018-05-04 13:52:52

在屯门海战的消息传到里斯本之前,曼努埃尔一世已派出由马尔廷·科廷奥(Martim Continho)率领的第二个使团搭乘4艘船出使明帝国。1522年7月,使团船队到达珠江口西侧的香山县西草湾,未表现出任何敌意,却遭到明帝国水师的突袭。

葡萄牙人来粤

1513年,葡萄牙商人乔治·欧维士受到马六甲总督阿尔布科尔科的派遣,作为首个造访南粤的西方人在珠江口东南侧的屯门岛登陆,波澜壮阔的南粤近代史由此拉开帷幕。至此,葡萄牙人终于完成了他们长期以来的夙愿:找到《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的那个神秘的东方帝国。南粤的富庶令欧维士极为兴奋。他在当年返回马六甲后,葡萄牙人对南粤的热情被完全激发起来。1515年,另一位葡商拉斐尔·佩雷斯特雷洛(Fafae Perestrello)到达屯门岛,于次年秋返回马六甲,赚取了二十倍的利润。拉斐尔对葡方如是描述他所见到的粤人:

“中国人”希望与葡萄牙人和平友好,他们是一个非常善良的民族。[1]

由拉斐尔的记载可知,我南粤人一向怀有开放的胸襟,对于侵害我们自由的岭北帝国坚决抗争、对前来贸易的西方友人则竭诚欢迎。由于对南粤印象良好,一支由8艘船只组成的葡萄牙贸易船队在舰队司令费尔南·佩雷斯·德安拉德拉(FernaoPeres de Andrade)的指挥下于1517年6月17日由马六甲起航,驶往南粤,由里斯本赶来的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之特使托·皮雷斯(Tome Peres)亦随船同行。8月15日,葡萄牙船队抵达屯门岛,费尔南前往南头城(今深圳南头古城)与明帝国水师接洽,自称“佛郎机人”,要求“朝见中国国王”。[2]9月底,船队到达广州怀远驿(今荔湾区第十八甫路)江面,抛锚停泊,鸣放礼炮、在桅杆上升起旗帜。史载,当时葡船鸣炮如雷,一度引起广州市民恐慌。[3]这是粤人首次领略近代西方文明的强大。

葡萄牙大帆船

闻知葡萄牙人欲“朝见”明帝,明两广总督陈金遂一面将葡使一行安置于光孝寺学习礼仪,一面将此事报知朝廷。次年正月,明廷对此事做出如下的处理结果:

广东镇巡等官以海南诸番无所谓佛郎机者,况使者无本国文书,未可信,乃留其使者以请。下礼部议处,得旨:“令谕还国,其方物给予之。”[4]

早在葡萄牙人来粤前四五百年的第五次北属时期,我粤的海商便曾到达西西里、西班牙。而直到16世纪,明帝国君臣仍然昧于世界大势,荒唐可笑地以“海南诸番无所谓佛郎机者”为理由拒绝与葡人交往。南粤河山被如此愚昧的岭北帝国侵占,可谓悲惨至极。当时,明帝国的海禁较洪武时期已有所松动。朱元璋死后,其子朱棣于1403年复设广东、福建、浙江市舶司,准许安南(越南)、暹罗、爪哇、琉球、日本、占城等国以朝贡名义至粤、闽、吴贸易,是为“贡舶贸易”。“贡舶贸易”有严格的时间限定,各国商船只能在明帝国规定的“贡期”内航至东南三越港口,贸易量颇受限制。至于沿海之民出海进行的“商舶贸易”则一直被明帝国视为非法,不断遭到取缔。虽然如此,向往自由的粤人、闽人仍纷纷冒着生命危险冲破海禁,前往南洋、日本,并曾在14世纪末于苏门答腊建立延续约半个世纪的旧港政权。许多外国海商亦不甘忍受明帝国在“贡舶”体制下对他们的疯狂盘剥,绕开市舶司直接与粤闽沿海百姓交易。1514年,即葡人首次来粤后第二年,明帝国当局竟诬之为“奸民勾结外夷”,下令广东抚按官“禁约番船,非贡期而至者即阻回”。此令一出,广州的海外贸易一时陷入停顿。明帝国驻粤官员惊慌地发现,他们突然无法抽取到足够多的商税了,而这些商税本是用来充作明帝国驻粤侵略军的军费的。因此,明广东当局不得不于1517年恢复旧例,允许外国商船“不拘年分”来粤贸易,广州港迅速恢复了繁荣。[5]费尔南指挥的葡萄牙舰队在同年到达广州江面时,看到的正是一副热闹景象。然而如前所述,愚昧的明帝国君臣在1518年仍然拒绝了葡萄牙人的来访,葡人遂决定采取强硬态度。

葡萄牙港口城市波尔图

当年6月,费尔南辞职归国,其弟西蒙(Simao)代之。西蒙于1519年8月率由印度科钦出发的船只抵达屯门岛,随即在岛上建起一座设有火炮的石木结构要塞,并派兵劫掠、勒索过往船只。[6]西蒙的威吓姿态终于收到效果。1520年,葡萄牙使团获准北上。在葡使皮雷斯和翻译火者亚三的率领下,他们于当年5月抵达南京。[7]当时,明武宗正在南京南巡,遂得以召见葡使,并对穆斯林出身的火者亚三颇有好感,向其学习了葡萄牙语或马来语,视之为宠臣。[8]不久后,使团被命令前往北京等待皇帝还京。在北京,明帝国官僚摆出一副“天朝上国”的架子,对葡萄牙使团十分无礼。他们不但强令葡萄牙人在每个月阴历的初一、十五两天匍匐于紫禁城城墙下,[9]还曾因火者亚三拒绝向礼部官员跪拜而对其施以杖刑。[10]1521年初,明武宗回到北京,于4月19日病死。继任的明世宗立即对使团痛下杀手,将火者亚三处斩,并把葡使赶到广州、投入监狱。第二年,皮雷斯惨死于狱。[11]

关押、杀害葡使的同时,明帝国又强令屯门岛上的葡人离境。葡人拒不执行,理由是他们正在与粤人贸易。明军立即发起进攻,但被击退,葡船亦被击沉一艘。6月,明军发起第二次攻势,又被打退。9月3日,明海道副使汪鋐决定与葡人决战,遂集结50艘战船、4000余兵力,对屯门岛上仅有6艘船葡萄牙人展开总攻。明军舰队以绝对优势兵力对葡船形成半圆形包围圈,点燃满载干柴的旧船发动火攻,并以善于泅水者潜水凿击葡船。经数日激战,葡人寡不敌众,仅余3艘大船,于9月7日夜冒大雨强行突围而出,至10月底回到马六甲,是为东西交通史上著名的“屯门海战”。[12]

屯门海战

在屯门海战的消息传到里斯本之前,曼努埃尔一世已派出由马尔廷·科廷奥(Martim Continho)率领的第二个使团搭乘4艘船出使明帝国。1522年7月,使团船队到达珠江口西侧的香山县西草湾,未表现出任何敌意,却遭到明帝国水师的突袭。在汪鋐的指使下,明备倭指挥柯荣、百户王应恩率96艘战船尾随而至,意图置葡使于死地。葡人以外交任务为重,拒不还击,直至明军以火船进攻方才还手。经激战,葡船退至潲州,折舰二艘,余者突围而去,于10月中旬回到马六甲,是为“西草湾海战”。此役,明军伤亡惨重,百户王应恩阵亡。葡方战死35人、被俘42人。[13]被俘葡人被带上枷锁,遭到明帝国残酷虐待,并于1523年秋全被公开杀死,[14]首级亦遭示众。[15]汪鋐将缴获的葡萄牙火炮献给明廷,称之为“佛郎机”,由此引发了东亚仿制西式火炮“佛郎机”的浪潮,推动了东亚的军事技术革新。[16]

对于屯门、西草湾海战,明帝国自然大事吹嘘,视之为大捷。近现代的大一统史观亦视之为“中国军队抗击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势力的一次重大胜利”,对之大加赞扬。但若站在南粤的立场上,我们便能得到完全不同的结论。葡人来粤,无疑将南粤拉入了1500年后逐步形成的全球体系。对于来粤贸易的葡人,我们的祖先表现出了十足的友善态度,与他们展开和平贸易。然而,愚昧自大的明帝国却采用扣押和袭击使节、虐杀战俘等种种卑鄙手段对待来粤葡人。在葡人被迫还击的行动中,我南粤百姓惨遭伤害。明帝国的倒行逆施不但生生斩断了粤葡间的正常交往,还使两者的真正深入接触推迟了三十余年。屯门海战后,明帝国严禁外国人来粤贸易,使葡人、东南亚人的对明贸易重心转移到闽越的漳州浯屿、月港和吴越的双屿。直到1542年,广州城门上还张贴着由金字写成的明世宗“圣谕”:“虬髯大眼之人不准入其疆域。”南粤千万年来发达的海洋贸易遭遇了严重挫折。然而,我们向往自由、向往海洋的祖先注定不会让这一局面长久维持。很快,葡萄牙人便将重返南粤,掀起更大的波澜。

圣方济各·沙勿略与澳门城邦的建立

1548年,明浙江巡抚、大吴奸朱纨攻陷双屿岛,血腥屠杀了岛上包括八百名葡萄牙人在内的一万二千名各国百姓。双屿本是葡人精心经营的吴越港口。在被摧毁前,当地有葡萄牙城防司令、王室大法官、市政议员,是个标准的葡式城邦,乃日本—东亚大陆—马六甲三角贸易的枢纽,每年往来该地的各国商船多达上千艘。次年,朱纨又在闽越浯屿、走马溪杀害数百名葡、吴、闽海商,并酷刑处死96名俘虏。[17]至此,葡人因在吴、闽的贸易全部碰壁,遂转回南粤。

在1540年代,虽然明帝国官方严禁粤—葡贸易,但根本无法阻止我们祖先冲破牢笼的正义行动。当时,南粤沿海走私成风,明帝国官僚根本无力禁止。只要葡人不靠近广州,他们便对粤人和葡人的贸易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时人如是记载其时的沿海情形: 

(粤人)更番往来私舶,杂诸夷中为交易。首领人皆高鼻白皙,广人能辨识之……甚至官军商纪,亦与交通。[18]

此段记载中提到的游鱼洲即今日广州海珠区琶洲,距广州城仅五里。由此可见,当时广州近郊的走私贸易异常活跃。广州城外的乡民不但与葡人交易各种被明帝国称为“违禁物”的世界各地特产,一些违法分子甚至还拐卖儿童、与葡人进行人口交易。[19]人口贩卖是丑恶的犯罪行为,当予否定。然而,此种在贸易中必然产生的现象之罪恶程度较之岭北帝国对粤人残酷至极的汲取、屠戮、镇压,无疑远远不如。而粤葡间正常的“走私”贸易带给南粤百姓的巨大利益,则是显而易见的,无数粤人因之获得工作机会与财富,并加深了对世界和西方文明的认识。

除游鱼洲外,上川岛亦是粤葡贸易的重要地点。上川岛位于广海卫(今台山广海镇)以南洋面,被葡人称为“圣约翰岛”(St John’s Island)。当地粤商云集,“以各自的投资交易获利”,葡人亦不时航至岛上,搭建茅屋、开设商场。随着葡人的到来,上川岛亦受到天主教耶稣会的关注。1552年,西班牙耶稣会士圣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 St.)在上川岛登陆,一位伟大的传教士从此与南粤结下不解之缘。

沙勿略像,藏于神户市立博物馆

1506年,沙勿略出生于西班牙纳瓦拉。他于1534年听从耶稣会创始人依那爵·罗耀拉(Ignacio de Loyola)的布道,皈依天主。1540年,沙勿略受教宗指派前往印度传播福音。此后,他于1549年登陆日本,获西本州大名大内义隆接见,得以在当地自由传教。然而,因为日本文化深受“中国”影响,有日本人奇怪为何“中国人”不皈依基督教,并拒绝信教。受此刺激,沙勿略决定将福音传播到“中华帝国”去,从此打开东亚皈依主的大门。1551年,他在回航印度的途中遭遇台风,一度漂至上川岛。回到印度后,他收到伊那爵的信件,被任命为耶稣会“印度区及周边”的省会长。至此,沙勿略看清了自己的使命:他必须全力打开“中华帝国”的大门,哪怕前面有再多的险阻也万死不辞。[20]

1552年10月26日,沙勿略在上川岛登陆,他计划与葡萄牙商人一同进入南粤。然而,葡萄牙人不喜欢他这个西班牙人,对其入粤传教之事百般阻挠,沙勿略只得伺机偷渡。当时,沙勿略栖居于一间四面透风的茅屋,身边只有一个教名为安东尼的粤人基督徒随侍左右。艰苦的行程、恶劣的环境使他染上疟疾,很快就病倒了。重病之中,沙勿略仍未放弃将福音带给南粤的信念。躺在草床上的他一面让安东尼给他放血以减轻痛苦,一面不停祷告。在一封书于11月13日的信中,沙勿略对友人说:

你一定当知者有一事,且万勿疑虑,即魔鬼不容冠有耶稣圣名之修会——耶稣会进入“中国”,此事是一定的。我在上川岛上,书此仍令你知悉。对于此事,你万不要疑虑。因魔鬼所兴起以往之阻挡,及现在每日所发生的难处,用我笔墨,我终不能详言也。还有一事,我们该当确定知之者,即因天主之帮助、圣宠、恩佑,对于此事魔鬼必将失败,天主为自己之愈大光荣,用一卑微之工具如余者,要压服魔鬼之骄傲也。[21]

沙勿略宁可牺牲一切也要将福音传播到南粤的精神,足以令粤人为之动容落泪。同年12月2日,在坚定的信仰中,沙勿略迎接了天国的召唤,于上川岛荣归主怀,时年五十五岁。他的遗体于次年被运抵印度果安放,至今仍奇迹般地没有朽坏。他的去世地点竖立着墓碑,以供此后的传教士和南粤天主教徒凭吊。教宗则将其封圣,称“圣方济各·沙勿略”。耶稣会士与南粤的第一次接触,就这样悲壮地落下了帷幕。[22]

沙勿略去世后不久,上川岛上的粤葡贸易点也遭到毁灭。1554年,明帝国强制封锁上川岛,禁止粤葡互市,葡人被迫转往浪白澳(古岛名,在今珠海三灶岛之西北)。1549年,三十名由闽越逃出的葡人在浪白澳登陆,于此建立定居点,将之发展为葡萄牙商船往返马六甲与日本的中转站。[23]到1555—1556年间,浪白澳的葡萄牙居民已有300—400人。这些远涉重洋而来的冒险者居住在粗糙的茅屋中,性情粗犷,经常彼此私斗。在岛上耶稣会士的调节下,这些人才勉强能做到团结一致、不再自相残杀。[24]浪白澳并非良港,乃风涛险恶、水土贫瘠之地。[25]在此情况下,葡人急需在南粤沿海获得一个土地肥沃的优良港口,建立一处规范的贸易城邦。粤葡两个伟大文明的结晶澳门城邦,由是诞生。

珠江口地形图

澳门位于香山县南端。对其地势,史籍云:

 澳门一岛状如莲花,香山近处有路名关闸砂。直出抵澳,若莲茎焉。[26]

正如此段材料所言,澳门正如香山县伸向南海中的一朵莲花。澳门本是不与大陆连通的岛屿。在16世纪,因沙田开发和珠江口淤泥堆积,澳门岛与香山县连在一起,变为澳门半岛。在半岛以南有四座呈棋盘状排列的高山突出海面,海水呈十字型纵贯其间,被称为“十字门”。[27]如此优良的地势构成了天然良港,此地因而向来为越南、暹罗对粤贸易的必经之处。[28]在葡人口中,澳门被称为“Macau”。对于这一称呼的由来,人们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此处有一海神妈祖庙,葡人因而称之“妈港”,即Macau。又有人指出,Macau实为粤语“舶口”之转译。[29]此外,还有一个戏谑的说法:据说,当葡人最初在澳门登陆时,他们曾用葡语询问当地居民此为何地。当地居民不懂葡语,遂用粤语回答“乜鸠?”葡人以为这就是此地的地名,乃称之Macau。[30]

无论真相如何,早在1535年便曾有葡人到达澳门进行贸易。然而,由于当时明帝国对葡人严格防范,这批最早的登陆者很快就离去了。[31]1553年,葡人以500两白银贿赂明海道副使汪柏,借口货物被海水打湿、欲上岸晾晒货物,获得在澳门的暂居权。[32]葡人的到来使澳门很快成为繁华之地。到1556年,澳门葡人更获准进入广州城贸易。据著名的耶稣会士利玛窦记载,当时葡人赴广州进行贸易的情形是:

葡萄牙人已经奠定了一年两次市集的习惯,一次是在一月,展销从印度来船只所携带的货物;一次是在六月末,销售从日本运来的商品。这些市集不再像从前那样在澳门港或岛上举行,而是在省城本身之内举行……这些公开市场的时间一般规定为两个月,便长长加以延长。[33] 

明帝国虽然允许澳门葡人在广州贸易,但仍蛮横地不准粤葡之间进行自由交易。在1556年,明帝国任命广州城内的十三家商号作为对葡贸易的垄断者。这些商号包括广州本地人商馆五家、闽越泉州人商馆五家、吴越徽州人商馆三家,统称“十三行”。[34]在此后三百年间,十三行将成为沟通南粤与西方世界的重要窗口,创造惊人的财富。

广州城内的对葡贸易使我们的祖先获得了极大的益处。1557年,在广州商人的争取下,明帝国同意正式将澳门租给葡萄牙人,每年向其收取500两租金,澳门城邦的历史由是正式揭幕。[35]

在澳门城邦建立之初,大批外国人蜂拥而来。短短八年内,澳门居民已膨胀到近万人之多,其中包括900名葡萄牙人及数千名马来亚人、印度人、非洲人。[36]澳门建城系葡国商人在粤人帮助下努力达成的结果,与葡萄牙政府无涉,因此城邦事务全由本地葡人自治。1560年,澳门葡人自行选举产生了一个由驻地首领、法官和四名商人组成的委员会,是为日后澳门议事会的雏形。二十三年后,澳门葡人举行正式选举,组建议事会。次年,葡属印度总督承认澳门议事会为自治机构,允许议事会全权管理当地政治、经济、司法事务,城邦特殊重大事务则召集市民大会讨论并表决。议事会一般由3名议员、2名法官、1名理事官组成,3年一任,可连任一次,担任者需年满40岁。每次议事会选举皆于圣诞节前后在议事亭举行,所有居澳葡人都有选举权。此外,葡国则向澳门派遣总督、大法官、主教,此三者被视为议事会的当然议员。[37]在议事会的策划下,居澳葡人组成自卫组织“保安队”,并于1557—1626年间建成6座炮台,将澳门变为一座坚固的要塞。澳门总督麾下亦有100—480名葡兵,乃保卫澳门城邦的正规武装力量。[38]

澳门纹章

澳门还有许多粤人居民,他们亦是城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愚昧颟顸的岭北帝国眼中,这些人是“勾结外夷”的“奸民”、“匪贼”。然而对南粤来说,他们无疑是最早一批与西方世界深入接触的伟大先驱。城邦建立后,大批粤人以及部分闽人迁居澳门。在葡萄牙人往返于广州、澳门之间时,是他们充当“引水人”,于珠江口的风涛中驾船引路;在澳门葡人和广州十三行及明帝国官僚交涉时,是他们努力学习葡语,充当“通事”(翻译);在建设城邦的过程中,是学会了西洋建筑技术的他们建起了一座座精美的西式建筑,并将南粤的建筑风格糅合其中,动工于1602—1603年、完工于1637年的著名建筑澳门圣保禄大教堂就是他们与耶稣会士携手完成的杰作。这座美轮美奂的教堂的样式为:

在它的建筑中也有文化融汇的因素……这种欧亚混合物从造型与象征性方面均得到了证实:怪兽的身躯是一条“中国”式的龙;滴水沿嘴是“中国”的雄狮,象征着力量和勇气……表现人物的大型石雕显露了东方人或实施工程者的长相模式,在解释主要代表性结构的象征意义上采用了东方的植物。[39]

圣保禄教堂被南粤人以粤语谐音亲切地称为“大三巴”。不幸的是,大三巴于1835年的一场大火中烧毁,今天仅存一面前壁。这面壮观的前壁被称为“大三巴牌坊”,乃今日澳门最重要的地标之一。通过凭吊大三巴牌坊,我们足以体认到澳门城邦的伟大:它是南粤与西方文明的壮阔结晶,没有葡萄牙人带来的西方文明,澳门城邦不会诞生;没有我们伟大祖先对西方文明与自由的向往,澳门城邦亦不可能繁荣昌盛。在澳门城邦建立之后,澳门历史便不再属于南粤史的一部分,而是成为了一座葡萄牙城邦。然而,这座城邦与南粤有着深深的联系,它永远是与南粤血肉相连的亲邦。

Remains of the Cathedral of St. Paul, Macau

大三巴展现了天主教会在澳门的巨大影响力。1576年,教宗下令建立澳门主教区,管辖“中国”、日本、越南的传教事业,澳门一跃而为葡人在远东传教事业的中心。葡萄牙教士们使许多居住在澳门的粤人皈依天主,这些南粤基督徒中的一部分人继承了沙勿略的未竟事业,回到被明帝国侵占的家乡传播福音。[40]1583年,两名伟大的耶稣会士从澳门出发,深入南粤内地传教,他们即将在南粤掀起一场认识世界的思想风暴。他们二人,便是来自意大利的罗明坚(Michel Ruggieri)与利玛窦(Matteo Ricci)。

————

[1]《广东通史》古代下册,页285

[2]《剑桥中国明代史》,页311

[3]同注502

[4]《明武宗实录》卷158,正德十三年正月壬寅条

[5]《广东通史》古代下册,页266

[6]《广东通史》古代下册,页287

[7]对于火者亚三的真实身份,学界历来聚讼不已。有学者视之为南洋穆斯林粤侨,近年亦有人认为此人实为吴越苏州商人傅永祥,理由是史书中记载的火者亚三与傅永祥的人生经历重合度非常高。参见金国平、吴志良:《“火者亚三”生平考略——传说与事实》,《明史研究论丛》(第十辑)。然而,以火者亚三为傅永祥的说法无法解释一条关键记载,即明人称火者亚三“高鼻深目如回回状”。金、吴的研究提到了这则记载,却没有对其进行分析。“火者”系穆斯林对一类官员的称呼(见张维华:《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页9),“亚三”当为阿拉伯名“哈桑”之转译。笔者认为,火者亚三系穆斯林的可能性更大,唯不知其具体国籍。

[8]对于明武宗具体学习了哪种语言的考证,参见金国平、吴志良:《“火者亚三”生平考略——传说与事实》

[9]《剑桥中国明代史》,页313

[10]同注509

[11]郭福祥、左远波:《中国皇帝与洋人》,页88

[12]《广东通史》古代下册,页288

[13]《广东通史》古代下册,页289

[14]《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页314

[15]徐日久:《五边典则》卷24

[16]张廷玉:《明史》卷325《外国六佛郎机》

[17]执经生:《痛心!被明帝国摧毁的吴越澳门!》

[18]黄佐:《广东通史》卷66

[19]《广东通史》古代下册,页291

[20]格拉茨:《现代天主教百科全书》,页726

[21]周天:《跋涉:明清之际耶稣会的在华传教》,页16

[22]同注522

[23]《广东通史》古代下册,页293

[24]《剑桥中国明代史》,页319

[25]《广东通史》古代下册,页294

[26]同注526

[27]《广东通史》古代下册,页295

[28]黄鸿钊:《澳门史》,页102

[29]同注528

[30]谭元亨:《广州十三行——明清300年艰难曲折的外贸之路》,页4

[31]黄鸿钊:《澳门史》,页104

[32]同注528

[33]转引自谭元亨:《广州十三行——明清300年艰难曲折的外贸之路》,页6

[34]谭元亨:《广州十三行——明清300年艰难曲折的外贸之路》,页7

[35]黄鸿钊:《澳门史》,页108—109

[36]黄鸿钊:《澳门史》,页120

[37]黄鸿钊:《澳门史》,页121—122

[38]黄鸿钊:《澳门史》,页124

[39]程美宝:《澳门作为飞地的“危”与“机”——16—19世纪华洋交往中的小人物》,《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40]同注539

·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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